我的第一個工作是在一家公司的視聽教育部門擔任企劃工作，當時企劃的案子都是video或幻燈多媒體所製作的公部門或私部門的kiosk類內容，每個案子都需要花很多時間蒐集資料、採訪、構思創意及媒體表現的策略。我記得我的主管曾經說過：「我希望能營造一個適合企劃人的工作環境，讓你們在寫企劃案或腳本時要坐著寫或躺著寫都可以。」然而我的主管畢竟不是公司的老闆，公司有公司的規定，很多規矩是不能打破的。當時這家公司上下班是要打卡的，董事長也會不時地在我們的辦公座位間巡視，但我的主管還是盡可能的給我們多一點自由的空間，譬如他可以允許我們有限度的彈性上下班，可以到圖書館工作…等等。因為他瞭解，身為一個企劃人，腦袋裡知識的產出才是最重要的，至於在哪裡上班，什麼時候上班，都是其次。

            我一路走來，從企劃、製作人、出版社編緝、教學設計師、部門主管、到數位學習顧問，吸收知識與輸出知識在我每天的工作內容中占據了越來越多的比例。當我發現在太吵雜的辦公室無法靜下心思考問題，在夜闌人靜的深夜卻靈感泉湧時，我就會想起我主管所說的那句話的含意--工作時間、地點及制度不應該成為知識工作者的羈絆。也因為如此，我時常在推敲一個主管應該如何提供適當的環境及資源給知識工作者。

    教學設計師其實是重度的知識工作者，目前大部份的數位學習公司都有一套人性化管理的方式，但若是跟傳播公司或廣告公司比較，也許還可以有調整的空間。我之所以提到傳播公司及廣告公司，是因為我認為教學設計師的工作內容及性質跟這兩種公司的企劃人員相近，所以一樣需要多一點能夠激發創意的環境，這個環境可以引發團隊討論，共同激發創意；也可以讓需要獨自研究思考的人蘊釀出佳作。

    這樣的環境不全然是「制度」塑造出來的，還必須配合公司或部門的「文化」。一個由知識工作者所組成的團隊必須要有知識分享的文化。單一個人再強再優秀都還是有其限制，唯有透過團隊中不同專業的人才貢獻自己的知識，才能創造出好的作品，團隊中的成員也才能在知識與技能的廣度及深度上快速成長。

    詹宏志先生在「社會知識機器效應」一文中寫道：「當社會急速變遷時，一個社會必須有一個巨大的學習過程，來摸索新的模式與新的體制。」我想，網路的興起造成了社會的急速變遷，而數位學習產業正在這個急速變遷的時代裡試圖找尋一個可以永續經營的模式。企業及產業都是由在其中工作的「人」所形成的，唯有「人」能成功這個個產業才能成功，因此在這個產業中的老闆們，是否也應該要具備足夠的智慧學會如何創造一個新的體制來管理及領導像教學設計師這樣的知識工作者。